编者按：在第六届大湾区肝病国际论坛暨2026消除病毒性肝炎大会上，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唐卫明教授围绕“重构病毒性肝炎的筛查范式”展开深度探讨。会上，本刊特邀唐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唐教授从理念革新、技术融合、成本效益平衡及医防融合等多维度解析了新范式的核心突破与推广路径，并结合中国实际，借鉴HIV防控经验，探索多病联检与社区—医院联动的试点策略，为加速消除病毒性肝炎提供可行方案与战略参考。

理念革新：从工具叠加到体系重构的筛查新范式

《国际肝病》：唐教授您好，在您的讲题中提到“重构筛查范式”，能否请您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种新范式的核心突破点，及其未来的应用前景？

唐卫明教授：关于“重构筛查范式”，这其实是一个理念上的创新，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方向。我们的核心想法，是希望将那些已经在其他传染病防控领域被证实有效、成熟的筛查手段——比如自我检测技术、以社区为核心的检测模式，以及即时检验（Point-of-Care Testing）——系统地引入到肝炎防治工作中来，并将其整合为一种全新的筛查策略。

大家知道，过去我们在推进肝炎消除工作时，主要依赖大规模集中筛查或在医院就诊时进行被动检测。但这种传统模式存在一个明显的盲区：大量高风险人群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被纳入筛查体系，导致大量感染者处于隐匿状态，难以被发现和治疗。

因此，“重构筛查范式”就是要打破这种单一的模式，跳出固有的思维框架。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公共卫生工具箱，筛选出那些行之有效的“利器”，并将它们创造性地应用于肝炎防控。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弥补传统模式的不足，扩大筛查覆盖面，真正做到关口前移，为最终实现肝炎消除的目标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简而言之，这个新范式不仅仅是工具的叠加，更是一种策略层面的革新，旨在构建一个更高效、更具包容性的筛查体系，助力我们早日实现肝炎消除的战略目标。

技术融合：打造突破基层局限的筛查“组合拳”

《国际肝病》：新范式的落地离不开技术的革新。这些技术如何帮助我们突破传统血清学检测在基层应用的局限性？

唐卫明教授： 新范式的落地，确实离不开技术革新的驱动。回顾过去几年，无论是乙肝还是丙肝的筛查领域，都涌现出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新技术，例如超灵敏的DNA定量检测、基于人工智能（AI）的风险评估与预测模型，以及即时检测（POCT）等。这些技术本身都具有巨大的潜力，能够从不同维度推动我们向“消除”的目标迈进。

但我认为，比单一技术突破更为关键的，在于我们如何将这些成熟的、甚至已经拥有充分循证医学证据的“工具”，真正地融入并优化我们日常的一线筛查工作流中。

无论是AI的精准研判，还是POCT的快速便捷，抑或是多病联检的高效经济，它们并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各有侧重、各擅胜场。AI技术擅长在宏观层面进行风险分层，提高筛查效率；POCT则能解决基层“最后一公里”的检测可及性问题；而新型检测技术则可以提高初筛阳性者的快速诊断，从而提升发现隐匿感染的能力。

因此，最核心的突破点不在于选择哪一种技术，而在于如何进行系统性的有机整合。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多维度的筛查范式体系，去科学地界定：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哪一类工具最有效？如何将硬件设备、智能算法与现有的服务体系无缝衔接？

最终，我们要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通过技术与模式的深度融合，才能真正突破传统血清学检测在基层应用中面临的依从性低、可及性差等局限性，让筛查工作变得无处不在且行之有效。

成本效益平衡：精准分层与新技术驱动的可持续筛查策略

《国际肝病》：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您提出的“新范式”是如何平衡筛查广度与投入成本之间的矛盾，以确保其具有现实的可推广性？

唐卫明教授：在传染病防控中，我们很少会不加选择地进行“全员筛查”，除非该疾病的疾病负担已经非常沉重。正如我在报告中提到的，如果某类传染病的发病率超过5%，像我国乙肝这样在部分区域达到高流行水平的情况，在财政可承受的前提下，开展大规模人群筛查是可行的——例如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曾实施过类似项目。但这类筛查的财政压力巨大，对于很多中低收入国家与地区来说，并不具备可推广性。

因此，在构建“新范式”时，我们首先从卫生经济学角度对人群进行科学分层，将筛查对象划分为高危人群和重点人群，例如感染者的家属、静脉药瘾者等，优先针对这些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筛查。在此基础上，我们采取分阶段、分风险层级的策略：先评估个体或群体的感染风险，再根据风险水平决定筛查方式与频率。这样既能显著提升成本效益，又能让更多资源有限的地区愿意采纳并持续实施。

同时，在筛查实施过程中，我们积极引入新技术来进一步优化成本与收益的平衡。例如，将自我检测工具纳入体系，鼓励患者或家庭携带者将自检试剂带回家，为家人进行检测；再结合以社区为依托的即时检验（Point-of-Care Testing）模式，使检测更贴近生活场景、减少机构检测成本。通过这种“精准+便利”的组合，我们能够在控制投入的同时，保持筛查的广度和有效性，确保新范式在全球不同经济水平地区都具备现实可推广性。

经验借鉴：从HIV防控看医防融合与社区—医院联动的试点路径

《国际肝病》：如果将您提出的这一“重构后的筛查范式”应用到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中，您认为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哪些环节切入进行试点？

唐卫明教授：个人认为在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中应用“重构后的筛查范式”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来自艾滋病（HIV）防控领域的成功实践。我国HIV感染人数超过130万，但通过系统的医防融合与社区—医院联动机制，目前已能发现约85%的感染者。这一成果的关键，就在于根据不同场景特点，灵活组合并推广现有筛查工具，让它们真正落地到基层和高危人群中。

具体来看，在“医防融合”方面，我们可以借鉴HIV防控中的多病共防模式。例如，在医疗机构或社区检测点，不局限于单一病种的检测，而是将乙肝、丙肝、HIV、梅毒等纳入联合筛查，实现“四病”或“五病”同检。这不仅提高了检测效率，也降低了单次筛查的综合成本，同时减少受检者的重复就诊与抽血次数，提升依从性。

在“社区—医院联动”方面，应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作用，针对高危或重点人群（如静脉药瘾者、性工作者、感染者家属等）开展主动、持续的筛查与随访。社区负责动员、初筛与健康教育，医院则承担确诊、治疗与长期管理，形成闭环。这种模式既延伸了医院的服务半径，又让预防工作前置，真正落实“早发现、早干预”。

因此，在中国推广新范式，可以从两个环节率先试点：一是在重点人群中开展多病联合检测示范项目，验证成本效益与可行性；二是在条件成熟地区建立社区—医院一体化筛查与转诊机制，将自我检测、即时检验与常规门诊服务有机结合，为更大范围的推广积累经验。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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