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近期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肝病学会年会（EASL 2026）上，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建宁教授团队报告一项关于HBsAg阴性的HBV感染者的临床研究。该研究利用高精度数字PCR技术，对HBsAg阴性但HBcAb阳性的不同人群进行了肝组织ccc DNA检测。研究结果揭示HBsAg转阴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在实现临床治愈（HBsAg转阴）的慢乙肝患者肝组织内，部分患者依然可以检测到具有转录活性的cccDNA，其水平显著高于自然HBsAg转阴者，甚至与HBsAg阴性的HBV相关肝癌患者处于同一量级。这一发现为已经发生HBsAg转阴的HBV感染人群为何仍存在肝癌和病毒再激活的风险提供了病毒学证据，并对当前“临床治愈”的评判标准和治疗终点提出了新的思考。

摘要号：TOP-551

HBsAg阴性HBV感染者肝组织cccDNA水平与肝癌风险的研究

Investigation of intrahepatic cccDNA activity in HBsAg-negative HBV-infected individual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研究背景

发生HBsAg阴转后的慢性HBV感染者通常被视为病毒已被清除或处于沉默，然而仍然有部分患者发生肝癌和病毒再激活[1,2]。本研究旨在探讨HBsAg阴转后的慢性HBV感染者组织中乙型肝炎病毒（HBV）共价闭合环状DNA（cccDNA）的存在状态、转录活性及其与HCC发生的关联。

研究方法

该研究共纳入138例患者，分为两组（表1）。研究组：92例HBsAg阴性且HBcAb阳性患者，其中乙肝相关肝癌41例，经抗病毒治疗HBsAg阴转（“临床治愈”组）25例，HBsAg自然阴转26例，对照组：HBsAg阳性但滴度小于100 IU/mL的患者46例，其中乙肝相关肝癌22例，经抗病毒治疗HBs Ag未阴转的24例。

研究者采用数字PCR定量检测肝组织中cccDNA和总HBV DNA（tDNA）水平[3,4]（单位：log10 copies/109细胞），并计算cccDNA/tDNA比值。使用高灵敏度试剂盒检测血清HBV pgRNA，所有患者pgRNA均为阴性。

表1. HBsAg阴性和HBsAg阳性患者中，HBV相关肝癌组、治疗组及自然转阴组的基线特征

图1. 微滴式数字PCR（ddPCR）振幅图

纵轴为单个微滴的荧光强度，横轴为微滴事件编号。阈值线上方为阳性微滴（Ch1阳性：4380个），阈值线下方为阴性微滴（Ch1阴性：100865个）。阈值线用于区分阳性和阴性微滴群。

研究结果

1.癌旁组织病毒活性更高（图2）：在63例肝癌患者（包括HBsAg阴性与阳性）中，癌旁组织的cccDNA水平（2.25 ± 1.67 log10 copies/109细胞）显著高于癌组织（0.73 ± 1.53 log10 copies/109细胞，P=0.000），且癌旁组织cccDNA/tDNA比值也更高。

图2. 63例HBV相关肝癌患者中，肝癌组织与癌旁组织肝内cccDNA、tDNA水平及cccDNA/tDNA比值的比较

*P< 0.05，ns：无统计学意义。HCC：肝细胞癌；PT：癌旁组织；cccDNA：共价闭合环状DNA；tDNA：总HBV DNA。

2.HBsAg阴性者癌旁组病毒载量低于低滴度阳性癌旁组但高于自然转阴者（图3）：在肝癌患者的癌旁组织中，HBsAg阴性亚组（n=41）的cccDNA和tDNA水平均显著低于HBsAg低滴度阳性亚组（n=22），但cccDNA/tDNA比值无显著差异。然而，HBsAg阴性癌旁组的cccDNA、tDNA水平及cccDNA/tDNA比值均显著高于自然转阴组（n=26）。

图3. 自然转阴组、HBsAg阴性癌旁组与HBsAg阳性癌旁组之间肝内cccDNA、tDNA水平及cccDNA/tDNA比值的比较

P < 0.05，**P < 0.001，ns：无统计学意义。cccDNA：共价闭合环状DNA；tDNA：总HBV DNA。

3.“临床治愈”者肝内仍存病毒（图4）：在抗病毒治疗组中，HBsAg转阴的“临床治愈”组（n=25）的肝内tDNA水平低于未转阴组（n=24），但cccDNA水平无统计学差异。更重要的是，“临床治愈”组的cccDNA、tDNA水平及cccDNA/tDNA比值均显著高于自然转阴组。

图4. 自然转阴组、HBsAg阴性治疗组与HBsAg阳性治疗组之间肝内cccDNA、tDNA水平及cccDNA/tDNA比值的比较

P < 0.05，**P < 0.001，ns：无统计学意义。cccDNA：共价闭合环状DNA；tDNA：总HBV DNA。

4.阴性肝癌组与“治愈”组病毒状态相似（图5）：HBsAg阴性肝癌患者癌旁组织与HBsAg阴性“临床治愈”组之间的肝内cccDNA、tDNA水平及cccDNA/tDNA比值均无显著差异。

图5

研究结论

HBsAg阴性肝癌患者癌旁组织和“临床治愈”者的肝组织中仍存在具有转录活性的cccDNA，其活跃程度显著高于自然转阴状态，这构成了其远期肝癌风险及病毒再激活的分子基础。

“临床治愈”状态并不代表病毒学彻底清除，肝内仍存在持续的低水平病毒库。

本研究强调，对于HBsAg阴性但HBcAb阳性的高危人群，应重视肝内cccDNA的监测，当前的临床治愈标准可能需要结合肝内病毒学指标进行更精准的评估。

专家点评

江建宁教授团队的这项研究，利用精准的肝内病毒学定量技术，有力地证实了：HBsAg阴性的“临床治愈”状态，绝非乙肝故事的终点。 肝内cccDNA的持续存在和活跃，是埋藏在这些患者体内的“病毒余烬”，构成了其远期肝癌和病毒再激活风险的分子基础。

我们或许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临床治愈”患者的长期预后，并重新思考对这部分人群的管理策略。在通往真正“根除”乙肝的道路上，HBsAg转阴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非终点线。 持续的研究、更精准的监测以及靶向cccDNA的新药开发，将是未来保护这些患者免受肝癌威胁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Jung J et al. Liver-Related Mortality in Hepatitis B Virus Core Antibody+/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 Patients: Occult Hepatitis B Virus, Hepatitis B Virus Reactivation,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evelopment. Am J Gastroenterol. 2023;118(1):24-25.

[2] Villeret F et al. Lebossé F, Radenne S, et al. Early intrahepatic recurrence of HBV infection in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despite antiviral prophylaxis. JHEP Rep. 2023;5(6):100728.

[3] Wang C et al. High-sensitivity HBV DNA test for the diagnosis of occult HBV infection: commonly used but not reliable.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 13:1186877.

[4] Singh R et al. Ramakrishna G, Sharma MK, et al. Droplet digital PCR technique is ultrasensitive for the quantification of covalently closed circular DNA in the blood of chronic HBV-infected patients. Clin Res Hepatol Gastroenterol. 2025;49(3):102531.

专家简介

江建宁 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大学一附院感染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担任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第 5-7届全国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第二、三届委员、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第10-12届全国委员；为广西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前任主委、广西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前主委；现任首届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肝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顾问；曾担任《中华肝脏病杂志》《中华传染病学杂志》《临床肝胆杂志》等杂志编委。带领团队建立7000多病人长达24年并全程管理慢性HBV感染随访队列。参加完成国家“十二五”、“十三五”重大专项分支课题4项，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西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20余项。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90余篇，在国际肝病会议发表壁报40余篇；2篇论著曾分别被亚太乙肝防治指南、美国FDA乙肝新药开发指南、F1000Prime收录。作为第一作者获广西科技进步二等、三等奖各一项、广西卫生适宜技术奖2项。

冯彦菲 博士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全日制博士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为乙肝治愈与肝内cccDNA定量的相关性及其在肝癌发生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参与管理慢乙肝抗病毒随访队列，熟悉慢乙肝患者的全程管理策略，同时参与乙肝肝癌患者术前术后的管理与随访

参与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研究

在国内及国际肝病会议发表论文摘要5篇，其中3篇获口头报告。已发表论文共5篇，包括SCI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1篇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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