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肝病 发表时间:2026/5/2 23:43:30 浏览量:637
编者按: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是一种由急慢性肝损伤叠加引发的复杂综合征,以高短期病死率为特征,临床救治极具挑战。在第35届亚太肝病研究学会年会(APASL 2026)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陈金军教授分享了中国人工肝支持系统(ALSS)的最新临床研究进展,并接受了本刊的专访。陈教授指出,依托全国多中心“远航项目”的高级别证据,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PMAS)单用或联合血浆置换,已突破传统“桥接治疗”的局限,展现出显著的“康复性治疗”潜力,为逆转ACLF病程提供了中国方案。同时,他强调中国正通过工业、科研与临床的三方协同,直面ACLF的异质性挑战,并且有信心在APASL、AASLD、EASL等国际顶级舞台发出最强原创强音。
《国际肝病》:目前人工肝(ALSS)在临床中常用于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的桥接治疗。在您看来,决定这类设备是从“桥接”向“康复治疗”转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陈金军教授:
在人工肝领域,李兰娟院士及段钟平教授团队的前期探索已奠定了我国在肝衰竭血液净化治疗领域的国际地位。然而,血浆置换是否能确切降低病死率、减少肝移植需求,仍需高质量证据支持。为此,我们在2021年发起“远航项目”,旨在评估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PMAS)单用或联合血浆置换治疗ACLF的疗效。
一期数据显示,在纳入的1246例患者中,接受DPMAS治疗(单用或联合)的患者组,其4周病死率从20%以上降至15%左右,12周病死率从30%以上降至20%左右,降幅显著。进一步亚组分析发现,首次治疗后胆红素较基线下降≥20%的应答者,其预后更佳。
基于此,我们认为DPMAS不仅是肝移植前的桥接手段,更有潜力作为一种“康复性治疗”。对于那些治疗后胆红素显著下降的患者,DPMAS能有效促进病情逆转与稳定,使其恢复至相对健康的状态。这也印证了我们在亚太肝病协作组会议上探讨的观点:ACLF并非绝对不可逆,通过DPMAS等人工肝支持模式,有望实现患者的长期生存与功能康复。
《国际肝病》:生物人工肝的核心在于活细胞的活性与功能。在这细胞源方面,您认为近期哪个方向取得了最具临床转化价值的突破?
陈金军教授:尽管DPMAS等物理人工肝在ACLF治疗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一部分患者应答不佳。纵观国际,非生物人工肝的大型临床研究多因资金或设计问题陷入停滞,相比之下,中国在该领域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整体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
在此背景下,我们将目光投向了更具潜力的干细胞及衍生物治疗。理论上,干细胞及衍生物能修复肝脏多种功能,帮助患者度过危险期并实现长期康复。细胞源是生物人工肝的核心,目前国内已涌现出多条极具前景的技术路线:包括山东省齐鲁细胞、广州赛隽、天津昂赛的间充质干细胞、上海赛立维的肝细胞去分化技术以及广州乾晖的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等。
其中,由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惠利健教授的专利技术成果转化、上海微知卓生物负责开发的 “HepaCure生物人工肝”进展尤为迅速。现有数据显示,前期的IIT研究以及一期临床试验均验证了安全性及初步有效性,并确定了最佳剂量,目前正积极推进二期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生物人工肝这一赛道,中国有望领跑全球,但这仍需克服诸多挑战,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国际肝病》:在临床前实验到应用于临床往往会遇到很多挫折。您认为目前阻碍这些先进设备从实验室走向病床的主要技术瓶颈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陈金军教授:ACLF发病机制的高度复杂性,正是本届APASL大会上亚太肝病学会慢加急性肝衰竭协作组(AARC)深入探讨的核心议题——即ACLF的重新定义问题。 由于ACLF的诱因与表型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起病形式既可表现为原发性肝损伤,亦可由感染或肾损伤等因素驱动;加之患者的基础肝病背景迥异(从代偿期肝硬化至反复失代偿肝硬化),导致其肝脏储备功能存在巨大差异。鉴于病理生理机制的错综复杂,我们不应期待单一的、非生物或生物人工肝模式能够成为“万能疗法”,因为不同的治疗技术所针对的致病环节和靶点截然不同。
我认为要实现从动物实验到临床转化的关键跨越,必须先厘清治疗机理:是通过肝细胞的解毒作用、免疫调节,还是炎症因子的清除?只有在机制明确的前提下,精准筛选对应的患者人群进行临床试验,才可能获得理想结果。
为此,我们在“远航项目”中嵌入了一项重要研究:利用多组学技术分析生物样本,寻找能精准描绘患者特征的蛋白指纹或生物标志物。这将指导我们为特定亚群匹配最适宜的生物或非生物人工肝治疗。
当然,这条路依然漫长。我们呼吁基础科学家在发病机制、动物模型上加大投入,工业界据此研发更精准的设备,临床医生则负责精准筛选患者。只有工业界、科研界与临床三方紧密协作,才能逐步攻克ACLF这一难题。
《国际肝病》:随着AI和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您能否畅想一下未来人工肝的发展图景?
陈金军教授:展望未来,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目前在非生物人工肝的临床研究与生物人工肝的临床前研究中,安全性数据均表现良好,这为未来的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在非生物人工肝方面,我们应致力于开发诊断与治疗一体化的模式。通过高通量灌注与代谢组学分析,精准识别驱动疾病进展的毒性物质谱,据此对患者进行分层实现精准诊断指导下的人工肝支持治疗。这将是第三代、第四代人工肝进化的必经之路。
第二,在生物人工肝方面,随着虚拟细胞、类器官技术与3D生物打印的成熟,未来的生物人工肝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肝细胞解毒或合成功能。我们将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需求——无论是免疫调节、促凝血还是抗凝功能——定制包含多种细胞类型的微型肝脏系统。想象一下,未来的设备中装载的不再是普通的吸附树脂或活性炭,也不是单一的肝细胞,而是由多种功能性类器官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
这些虽然是目前的技术愿景,但随着中国在工业研发、基础科学与临床转化方面的飞速进展,我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将在APASL、AASLD、EASL等国际顶级舞台上,发出更多来自中国的原创声音。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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