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肝病 发表时间：2026/7/30 21:26:02 浏览量：131
各位专家同道好，本期CDM月评（第一百〇四期）将分享近期的慢性肝病领域6篇文献（诊断监测3篇，多学科治疗3篇）。本期特邀月评专家为：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李晓鹤教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肝病中心刘莉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樊智文教授。
Younossi ZM, Krag A, Zelber-Sagi S, Kalligeros M, Arrese M, Diaz LA, Arab JP, Singal AK, Pessoa MG, Wong RJ, Crespo J, Thiele M, Duseja A, Spearman CW, El-Kassas M, Yilmaz Y, Fan J, Castera L, Tacke F, Wong VW, Betel M, Racila A, Nader A, Paik GY, Wajcman DI, Grinshpan LS, Henry L, Eguichi Y, Ong JP, Nader F, Alqahtani SA, Paik JM. Binge drinking, metabolic dysfunction, and the spectrum of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in the USA: a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nalysis. Lancet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26 Jun.
酒精摄入量被低估或漏报，可能导致具有显著酒精暴露的人群被误分类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而非代谢相关酒精性肝病（MetALD）或酒精相关性肝病（ALD）。这种误分类会掩盖酒精相关性肝病的真实疾病负担，造成死亡率估计偏倚，并可能误导公共卫生优先事项的制定。近日，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大学医学院肝脏研究中心Zobair M. Younossi等评估了校正酒精摄入低报后，脂肪性肝病谱各亚型患病率及过早死亡估计的变化。相关内容发表在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杂志上。
研究者基于1988—2023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数据，开展横断面与纵向分析。研究纳入年龄≥20岁、完成访谈和体格检查，并具有足够数据用于定义脂肪性肝病及酒精摄入情况的成人。酒精摄入量来自自我报告。为分析患病率变化趋势，研究者纳入1988—2023年多轮重复横断面NHANES数据；死亡率分析则基于已与美国国家死亡索引（National Death Index）链接的NHANES周期数据，包括NHANES III（1988—1994年）及NHANES 1999—2014年。
酒精摄入量按照性别和饮酒频率相关的低报情况进行校正，并进一步校准至美国全国人均乙醇消费量。酗酒（binge drinking）定义为过去1年内至少有一次单次饮用≥5杯酒。脂肪性肝病根据不同调查周期可用资料，分别采用肝脏超声、美国脂肪肝指数（US Fatty Liver Index）或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VCTE）定义。研究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过早死亡的校正后风险比（adjusted HR）。过早死亡定义为男性≤75岁死亡、女性≤80岁死亡。人群归因分数（PAF）基于校正HR和暴露患病率计算。
结果显示，在41,100名成人中，1988—1990年至2021—2023年期间，经校正后的患病率均显著升高：MASLD由12.69%（95%CI：11.38-13.99）升至28.16%（26.07-30.25）；MetALD由1.62%（1.22-2.02）升至4.10%（3.38-4.82）；ALD由2.28%（1.57-3.00）升至4.59%（3.94-5.25）。上述三类疾病的时间趋势均具有统计学意义（MASLD、MetALD和ALD均P＜0.0001）。
在2021—2023年，如不校正酒精摄入低报，ALD患病率仅为1.65%（95%CI：1.19-2.11），MetALD患病率为2.14%（1.69-2.59）；校正后两者分别升至4.59%和4.10%，提示自报酒精摄入存在明显低估。
在410,293人年随访中，过早死亡率以ALD最高，为14.91/1000人年，其死亡风险也最高（HR=2.21，95%CI：1.45-3.37；P=0.0002）。其次为MetALD，过早死亡率为8.74/1000人年（HR=1.45，95%CI：1.03-2.04；P=0.031）；MASLD为7.86/1000人年（HR=1.39，95%CI：1.10-1.76；P=0.0062）。参照组为无脂肪性肝病的不饮酒者，其过早死亡率为4.76/1000人年。
在MASLD人群中，2型糖尿病是过早死亡最强的代谢预测因素，其PAF为13.25%（95%CI：3.74-24.32）至44.80%（20.43-66.63）。在MetALD和ALD中，酗酒是最主要的死亡驱动因素：MetALD的PAF为20.98%（6.27-39.63），ALD的PAF高达92.85%（73.74-98.07）。过早死亡风险最高的人群为酗酒同时合并2型糖尿病或高血压者。
因此，本研究提示，校正酒精摄入低报后，ALD和MetALD的疾病负担明显高于既往认识。2型糖尿病和酗酒是主要的过早死亡危险因素。上述发现强调，应加强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和临床干预，系统筛查酒精摄入，尤其是酗酒行为，并同步评估心代谢危险因素；二者共同存在时可能加速肝病进展并恶化肝脏相关结局。
简评丨李晓鹤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
本研究最大的创新在于引入经验证的酒精消费校正因子，将自我报告的饮酒量与国家人均乙醇消费数据进行校准。校正后ALD、MetALD患病率均大幅提升，这一发现不仅解释了长期困扰肝病学界的悖论，即ALD报告患病率极低但却是肝硬化和肝移植的首要病因，也提示未来临床实践中应更积极地引入磷脂酰乙醇（PEth）等客观生物标志物以提高酒精暴露评估的准确性。
从疾病负担演变趋势看，三十余年间MASLD、MetALD和ALD患病率均持续攀升，反映了肥胖、2型糖尿病流行与饮酒社会接受度提高带来的双重压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MASLD中低水平饮酒者占比从4.46%激增至19.74%，提示既往归类为单纯代谢性因素驱动的群体中，酒精暴露的贡献可能被忽视。ALD合并代谢功能障碍的比例高达96.5%，进一步印证了代谢紊乱与酒精损伤之间的协同效应。
在死亡归因分析中，研究揭示了极为重要的临床分层信息：2型糖尿病是MASLD早亡的核心驱动因素，而酗酒行为在ALD中的PAF为92.85%，提示几乎所有ALD相关早亡均可归因于酗酒。此外，酗酒与2型糖尿病共存时在MetALD中产生的HR高达7.67，在ALD中达17.50，呈现显著的协同致死效应。这一发现对临床实践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对于脂肪性肝病患者，不仅需要评估总体酒精摄入量，更需特别关注酗酒的筛查。
本研究亦存在若干局限：不同NHANES周期使用了超声、US FLI和VCTE等不同诊断模式来定义脂肪性肝病，尽管各模态间一致性较好，但仍可能引入一定的测量异质性；酒精校正虽基于验证研究，但仍属间接推算，无法完全消除残余偏差；此外，公开可及的NHANES-NDI链接数据中缺乏肝脏特异性死亡编码，限制了对肝相关死亡的独立评估。
总体而言，本研究以扎实的流行病学证据强调了系统性校正酒精低报、脂肪性肝病亚型分类的必要性，为制定针对性的公共卫生策略：将酗酒筛查纳入常规临床评估、加强代谢-酒精协同风险的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循证基础。
Schattenberg JM, Bedossa P, Guy CD, Taub R, Labriola D, Zhang H, Hennan J, Camacho RC, Chng E, Ren Y, Tai D, Harrison SA. Quantitative regression of qFibrosis with resmetirom: Exploratory histologic endpoints from the MAESTRO-NASH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J Hepatol. 2026 Mar.
瑞司美替罗（Resmetirom）是一种甲状腺激素受体β（thyroid hormone receptor-β, THR-β）激动剂。既往MAESTRO-NASH Ⅲ期连续肝活检研究显示，Resmetirom可改善非肝硬化性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患者的MASH活动度及肝纤维化。近日，德国洪堡萨尔兰大学医学中心Jörn M. Schattenberg等基于MAESTRO-NASH Ⅲ期临床试验，研究团队采用人工智能辅助数字病理学方法（qFibrosis）评估Resmetirom相较安慰剂对组织学纤维化特征的影响。相关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Hepatology杂志上。
本研究为MAESTRO-NASH试验肝活检样本的qFibrosis二次分析。MAESTRO-NASH是一项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Ⅲ期临床试验，纳入966例经肝活检证实为MASH且纤维化分期为F1B、F2或F3的患者。研究采用二次谐波生成显微成像（SHG）和双光子激发荧光显微成像（TPEF）对基线及第52周肝活检样本进行评估。预设分析根据治疗分组评估qFibrosis连续数值（qFC）、qFibrosis分期（qFS）及qSteatosis；事后分析进一步评估区域性qFibrosis特征及30项与临床结局相关的qFibrosis特征，并分析其与病理医师评估的纤维化改善及无创检测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Resmetirom 80 mg和100 mg治疗组中qFS改善（qFS下降≥1级）的患者比例分别增加24.4%和22.3%；同时，两种剂量均可减少qFS恶化（qFS升高≥1级）的比例（名义P值均≤0.001）。在qFC方面，Resmetirom 80 mg和100 mg相较安慰剂的平均校正降幅分别为−0.95（95%CI：−1.22至−0.69）和−1.08（95%CI：−1.34至−0.81）。
在30项与临床结局相关的qFibrosis特征中，来自门管区和肝小叶第2区的6项特征与病理医师评估的纤维化分期、肝硬度测量以及生物标志物呈最高正相关。进一步分析显示，门管区相关纤维化特征及“鸡网样纤维化”（chicken-wire fibrosis）特征在Resmetirom治疗后下降最为明显。
因此，本研究提示，Resmetirom治疗可显著改善qFC、qFS以及与纤维化进展相关的个体胶原特征。这些数字病理学结果进一步支持Resmetirom的抗纤维化疗效，并显示AI辅助定量分析有助于更精细地刻画MASH中的纤维化反应和基质重塑过程。
简评丨李晓鹤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
本研究核心的贡献在于验证了qFibrosis作为连续定量工具在大规模RCT中的可行性与敏感性。传统的NASH-CRN纤维化分期系统为序数量表，测量范围有限（F0-F4），无法捕捉纤维化进展与消退过程中的细微变化。qFibrosis基于SHG/TPEF显微成像技术，可识别184个独立纤维化特征，在病理学家判定为无应答的患者中，Resmetirom组仍然可检测到qFC评分的显著下降（80 mg组-0.8，100 mg组-0.9，安慰剂组0.0），提示数字病理能够捕获序数分级系统无法识别的阈下纤维化消退或早期基质重塑，这对于药物疗效评估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Resmetirom作为首个获批用于治疗非肝硬化MASH合并中重度纤维化的肝脏靶向THR-β激动剂，其抗纤维化机制可能与THRB调控子对AEBP2和BNC2促纤维化通路的抑制作用相关。本研究通过数字病理手段进一步细化了Resmetirom的组织学效应谱，证实其不仅能改善宏观纤维化分期，更能在微观层面减少门管区聚集纤维长度、长纤维串数量及胶原交叉点等与肝脏失代偿和全因死亡相关的特征。
本研究限制性在于，纤维化特征的区域分析及30项临床结局相关特征的评估均为事后分析，未进行多重比较校正；qFibrosis特征的降低虽与病理分期改善相关，但尚未直接与患者硬终点（进展至肝硬化、肝脏失代偿）建立因果联系，需等待MAESTRO-NASH 54个月结局数据的验证。
总体而言，本研究以严谨的设计展示了AI数字病理在MASH临床试验中的应用前景，为纤维化疗效评估提供了超越传统序数分级的精细化工具，并为Resmetirom的抗纤维化效应提供了多维度的组织学证据支持。未来应进一步验证这些定量纤维化特征与长期临床结局的关联，以推动其在药物研发和临床决策中的规范化应用。
高血压在MASLD患者中十分常见，但其对长期临床结局及疾病进展的影响尚不明确。近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病科Ming-Hua Zheng等探讨了高血压与MASLD患者不良临床结局风险及肝硬度/肝纤维化进展之间的关系。相关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Hepatology杂志上。
研究纳入并分析3个大型多中心队列：英国生物样本库队列（UK Biobank, UKBB），用于评估不良临床结局风险；VCTE-Prognosis队列，用于评估肝硬度及纤维化进展；配对肝活检队列（Paired Liver Biopsy cohort），用于评估组织学肝纤维化进展。
不良临床结局定义为全因死亡、心血管事件和/或肝脏相关事件。肝硬度进展定义为：肝硬度测量值（LSM）由＜10 kPa增至≥10 kPa，或基线LSM ≥10 kPa者LSM增加≥20%。肝纤维化进展定义为组织学纤维化分期至少增加1个阶段。研究采用Cox回归模型及Kaplan-Meier分析评估基线高血压对上述结局的影响。
结果显示，研究共纳入UKBB队列107,316例成人、VCTE-Prognosis队列8,169例和配对肝活检队列1,670例。三个队列中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37.1%、33.4%和48.9%。
在UKBB队列中，高血压与长期不良临床结局风险升高相关（校正后风险比[adjusted HR, aHR]1.30，95%CI：1.26-1.33，P＜0.001）。在VCTE-Prognosis队列中，高血压与肝硬度进展风险升高相关（aHR=1.57，95%CI：1.30-1.90，P＜0.001）。在配对肝活检队列中，高血压与组织学肝纤维化进展风险增加相关（aHR=1.41，95%CI：1.12-1.78，P=0.004）。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均支持上述发现。
因此，本研究提示，高血压是一项可干预危险因素，可增加MASLD患者发生不良临床结局的风险，并促进肝硬度和肝纤维化进展。MASLD管理中应将高血压作为重要的可修正危险因素予以识别和控制。
简评丨刘莉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肝病中心
MASLD的疾病进展与心脏代谢风险因素密切相关，但临床和研究实践往往更重视糖尿病和肥胖，而忽视了高血压对肝纤维化进展及心血管并发症的潜在作用。本研究依托三大互补队列，首次系统验证高血压对MASLD的多层次影响，将高血压从“伴随代谢异常”提升为“推动肝病进展的核心管理靶点”，为MASLD综合管理中高血压的优先干预提供了高质量循证依据。
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其“临床结局-无创影像-组织病理”三维验证设计。本研究纳入总计逾11万例受试者，从人群长期预后、肝硬度动态变化到组织学金标准三个层面交叉验证，显著提升了统计效能与结论可信度。关键发现表明，高血压使MASLD患者全因死亡、心血管事件及肝相关事件风险显著升高，其效应强度与糖尿病相当；更重要的是，在充分调整BMI、糖尿病、血脂等混杂因素后，高血压仍独立驱动肝硬度进展（风险升高57%）和组织学纤维化进展（风险升高41%），这提示高血压并非MASLD的被动伴随因素，而是主动参与肝病进展的关键病理环节。
该研究对临床实践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应将血压管理纳入MASLD综合防控的核心靶点，与血糖、体重控制同等重视。其次，对于合并高血压的MASLD患者，建议常规采用FIB-4、VCTE等无创工具进行肝纤维化风险分层与动态监测。再者，研究为心血管与肝病专科的跨学科协作提供了直接证据，推动建立"心肝共管"的一体化管理模式。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作为观察性队列设计，无法确立高血压与MASLD进展的因果关系；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细节及降压药物种类等未测量混杂因素可能影响结果。此外，VCTE与配对活检队列源自三级转诊中心，患者基线病情较重，结论向社区及早期MASLD人群的推广需谨慎。高血压诊断部分依赖患者自报，亦可能引入分类偏倚。
未来研究应在更广泛、更多样化的人群中验证本研究结果，并开展以肝脏结局为预设终点的前瞻性干预试验，评估强化血压控制及特定降压药物（如RAAS抑制剂）对肝纤维化进展的直接影响。同时，需深入探索高血压促进MASLD进展的分子机制，包括炎症通路、氧化应激、内皮功能障碍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等，为精准干预提供靶点。建立涵盖心血管与肝脏结局的综合风险评估体系将是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Kuentzel KB, Trammell SAJ, Hassing AS, Bradić I, Damgaard M, Fals EB, Michler KT, Dooley M, Jacobsen JCB, Suppli MP, Werge MP, Mitchell CJ, Wewer-Albrechtsen NJ, Glud LL, Knop FK, Markworth JF, Larsen MR, Gillum MP, Treebak JT, Dalli J, Larsen S, Grevengoed TJ. Arachidonoyl-taurine is elevated in human MASLD and protects against hepatic steatosis and inflammation in preclinical models. J Hepatol. 2026 May.
MASLD与脂质代谢紊乱和系统性炎症密切相关。N-酰基牛磺酸类化合物（N-acyl taurines, NATs）是一类由脂肪酸与牛磺酸结合形成的内源性代谢物。尽管NATs被认为可能参与葡萄糖稳态、脂质吸收和组织修复调控，但特定NAT分子在肝脏疾病中的功能尚未明确。近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Katharina B. Kuentzel等探讨了人类肝脏脂肪变状态下血浆NAT谱的变化，并在临床前模型中阐明花生四烯酰牛磺酸（arachidonoyl-taurine, ARA-T）对肝脂肪变、肝纤维化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的影响。相关内容发表在Journal of Hepatology杂志上。
为研究NATs与MASLD的关系，研究者分析了两类人群血液样本中的NAT谱：一类为临床诊断MASLD的受试者，另一类为短期过度喂养诱导肝脂肪变的受试者。随后，研究者利用MASLD和MASH小鼠模型，评估ARA-T水平改变对疾病表型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研究鉴定出一种内源性且此前功能尚未充分表征的花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 ARA）代谢物——ARA-T。该分子具有减轻脂肪性肝病并降低肝脏炎症的能力。ARA-T在慢性肝脂肪变及短期过度喂养诱导肝脂肪变个体的血浆中均升高；此外，通过膳食补充ARA，可在人类和小鼠中提高ARA-T丰度。
尽管ARA通常与促炎性脂质介质相关，ARA-T给药却可减少肝脏脂质沉积和炎症。通过遗传模型和饮食模型使ARA-T长期升高，可减轻肝脂肪变和肝纤维化发展；其机制与增强肝脏脂肪酸氧化有关。
因此，本研究提示，ARA-T是一种随人类肝脏脂肪变升高的内源性代谢物，并可在小鼠中以不依赖体重下降的方式降低肝脏脂质含量。这提示ARA-T可能具有直接肝脏保护作用，并具有延缓或逆转肝病进展的潜在价值。
简评丨樊智文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
本研究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它重新认识了花生四烯酸代谢通路在MASLD中的作用。传统观点中，花生四烯酸常被视为前列腺素、白三烯、血栓素等炎症介质的前体，与炎症放大和组织损伤密切相关；而本研究提示，当花生四烯酸以ARA-T这一N-酰基牛磺酸形式存在时，可能反而具有促进脂肪酸氧化、减轻肝脂肪沉积和抑制炎症的作用。
ARA-T的意义在于其作用似乎并不依赖体重下降。当前MASLD治疗很大程度上围绕减重和全身代谢改善展开，但临床中仍存在非肥胖MASLD、无法有效减重、减重后肝脏病变仍进展，或对现有药物反应不足的患者。本研究显示ARA-T可在不降低体重的情况下改善肝脂肪变和炎症，提示其可能代表一种更偏向“肝脏脂质处理能力提升”的治疗思路，对早期MASLD、lean MASLD以及需要肝脏靶向保护的人群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未来研究应重点回答三个问题：第一，ARA-T在人类MASLD进展过程中是保护性代偿标志物，还是可直接干预的治疗靶点；第二，ARA-T发挥作用的直接受体、酶学靶点或细胞内信号通路是什么；第三，ARA-T或其稳定类似物能否在MASH、进展性纤维化及代谢共病人群中产生稳定、安全、可重复的临床获益。随着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相信ARA-T相关通路有望成为MASLD从“减重治疗”拓展到“肝脏脂质代谢重编程治疗”的重要方向。
Ballester MP, Carbonell-Asins JA, Elshabrawi A, Rubin D, Winkle P, Lawitz E, Stoici R, Kayali Z, Ortiz Lasanta G, Hassanein T, Jalan R. A randomized, open-label, phase 2a study to assess the safety, pharmacodynamics, and pharmacokinetics of YAQ007 versus rifaximin in cirrhosis. Hepatology. 2026 Apr.
氨在肝性脑病（HE）的发病机制中具有核心作用，但目前尚无获批的直接靶向降氨机制的治疗药物。L-鸟氨酸苯乙酸盐（L-ornithine phenylacetate, YAQ007）是一种新型药物，既往静脉给药研究显示其可有效降低血氨水平。近日，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学医院消化科Maria Pilar Ballester等开展探索性Ⅱa期研究，评估口服YAQ007在既往有显性HE病史的肝硬化患者中的短期药效学、药代动力学及安全性。相关内容发表在Hepatology杂志上。
本研究为一项随机、开放标签、多中心研究，共纳入48例肝硬化患者，其中男性28例，平均年龄57.2岁，平均Child-Pugh评分为8分，MELD评分为10分。受试者按1:1:1:1随机分配至4个治疗组，并在住院条件下接受5天治疗：YAQ007 2g 每日3次、YAQ007 4g 每日2次、YAQ007 4g 每日3次，或利福昔明550 mg每日2次。
结果显示，治疗第5天，YAQ007 4g 每日3次组（C组）和YAQ007 4g 每日2次组（B组）均观察到血氨水平下降，分别为P=0.009和P=0.002。经多变量校正后，B组相较于D组（利福昔明组）的治疗差异，以及胆红素、INR和血钠水平，仍是血氨绝对下降的显著相关因素（均P＜0.05）。
在所有YAQ007剂量组中，第5天尿中苯乙酰谷氨酰胺（phenylacetylglutamine, PAGN）排泄量较第1天均显著增加（P＜0.001），提示YAQ007可促进氨以PAGN形式经尿液排泄。然而，药物暴露-反应关系存在变异，研究未能显示明确的剂量-反应关系。
安全性方面，接受YAQ007治疗的患者中有20例（55.6%）至少发生1次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利福昔明组为5例（41.7%）。不良事件主要为轻度胃肠道症状和神经系统症状。
因此，本研究提示，口服YAQ007在≥4g、每日2次剂量下显示出短期降低血氨的药效学活性。鉴于本研究为探索性设计，上述结果主要用于提出研究假设，并支持进一步开展YAQ007的临床评价。
简评丨刘莉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肝病中心
HE是肝硬化患者住院和死亡的重要驱动因素，高氨血症作为其核心治疗靶点，长期以来缺乏直接、高效的清除药物。本研究评估的口服YAQ007代表了一种从“肠道减氨”到“直接氨代谢清除”的治疗范式转变，为HE门诊长期管理提供了全新的药理学路径。
该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其机制验证的完整性。作者不仅观察了血氨变化，还同步检测血浆ORN、PAA、PAGN浓度及24小时尿PAGN排泄量，构建了“药物暴露—代谢激活—药效输出”的完整证据链，这在早期临床研究中尤为难得。此外，研究在标准乳果糖治疗背景下评估新药，并设置利福昔明作为活性对照，更贴近真实临床场景。关键发现表明，4gBID方案在降氨幅度与给药便利性之间取得了较好平衡，为后续验证性试验提供了重要剂量依据。
然而，本研究存在明显局限性。首先，作为Ⅱa期探索性试验，样本量仅48例，开放标签设计可能引入观察偏倚；其次，疗程仅5天，主要终点为生物标志物（血氨）而非HE复发、住院或生存等临床硬终点，无法评估长期临床获益；再者，研究未观察到清晰的剂量-反应关系（4 g TID未优于4 g BID），最高剂量组降氨幅度反而略低，提示个体药代差异或存在未阐明的机制；此外，利福昔明作为对照而非安慰剂，且研究在住院标准化条件下进行，外推至门诊真实世界需谨慎。
未来研究应开展大样本、双盲、长期随访的Ⅲ期临床试验，以HE复发、住院及生存作为主要终点，验证YAQ007的临床获益。同时，需进一步探索最佳剂量方案，并评估其与TLR-4拮抗剂等新型药物的联合治疗潜力。鉴于YAQ007口服制剂的便利性，若后续试验证实其长期疗效，将为HE门诊预防性治疗提供重要补充，甚至可能推动HE治疗指南的更新。此外，建立更精准的高氨血症监测流程和个体化给药策略，也是下一步的重要工作。
Zhou X, Zhou D, Pu Y, Kim H, Sun Z, Qi W, Jin J, Zhang W, Xia M, Wang C, Hong S, Nguyen LH, Jiao N, Zheng Y, Liu T. Multi-kingdom profiling reveals altered gut phage-bacteria-metabolite interactions in MASLD. Nat Commun. 2026 Apr.
MASLD日益被认为与肠道微生物群失衡密切相关。然而，既往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细菌群落，较少关注病毒、真菌及其相互作用。近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科Taotao Liu等发现，MASLD的特征不仅包括细菌、病毒和真菌群落的协同紊乱，还表现为与疾病相关胆汁酸变化相联系的噬菌体–细菌–代谢物轴失调。相关内容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
研究者整合了210例MASLD患者和210名年龄、性别匹配健康对照者的鸟枪法宏基因组测序、真菌ITS2测序、粪便代谢组学及临床表型资料。结果显示，MASLD患者存在微生物多样性降低，并伴有跨微生物界生态网络的广泛重塑。
在MASLD相关微生态网络中，Ruminococcus gnavus（活泼瘤胃球菌）富集并成为中心枢纽菌种；相反，具有潜在抗炎和肝保护作用的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普氏栖粪杆菌）及其相关噬菌体明显减少。进一步的噬菌体–宿主分析显示，MASLD中针对R. gnavus的裂解活性降低，同时与含硫氨基酸代谢相关的噬菌体辅助代谢基因（auxiliary metabolic genes, AMGs）缺失，这可能削弱F. prausnitzii的生态适应性。
噬菌体控制作用减弱可能促进R. gnavus扩增，并伴随粪便中异脱氧胆酸（isodeoxycholic acid）水平升高；异脱氧胆酸是一种与肝脏脂肪变相关的次级胆汁酸。研究进一步构建了整合细菌特征、病毒特征及临床参数的诊断分类器，该模型能够区分MASLD患者与健康对照，并在两个外部数据集中维持预测性能。
因此，本研究揭示了MASLD中被扰动的噬菌体-细菌-代谢物轴，并为开发多界微生物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及微生态靶向治疗策略提供了依据。
简评丨樊智文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病理科
本研究的突出创新点在于，它并未停留在传统“某些细菌增多或减少”的描述层面，而是将MASLD肠道微生态研究从单一细菌组学推进到细菌、噬菌体、真菌和代谢物共同参与的多界生态网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将R. gnavus、F. prausnitzii、噬菌体裂解活性及isoDCA胆汁酸代谢异常串联起来，提出了较完整的“噬菌体-细菌-代谢物”轴。这种思路使MASLD肠道菌群研究从相关性描述向生态调控机制解释迈进一步。
该研究的临床意义在于，为MASLD无创诊断和风险分层提供了新的微生态标志物组合。MASLD目前仍缺乏简便、准确、可推广的早期筛查和进展评估工具，特别是在基层和大规模人群管理中，影像、肝弹性检测和血清指标仍存在局限。本研究提示，未来若能将关键菌株、噬菌体特征及胆汁酸代谢物整合为标准化检测面板，可能为MASLD筛查、进展监测和个体化干预提供新的技术路径。
未来研究可在多地区、多种族、大样本前瞻性队列中验证该轴的稳定性，并结合无菌动物、定植模型、靶向噬菌体干预或代谢物补充实验，进一步明确R. gnavus及其噬菌体在MASLD发生发展中的因果作用。同时，应探索将关键菌群、噬菌体和胆汁酸代谢物开发为简化、可临床转化的检测组合，从而推动MASLD从传统代谢指标管理走向“宿主代谢—肠道生态—微生物代谢物”综合分层管理。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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