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2日-24日，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的第二十七次中医肝胆病学术会议在充满活力的深圳圆满召开。本次会议以“多元合共发展，传承创新启新程”为主题，汇聚全国名家，共话肝胆学科前沿。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向肝硬化演变的关键节点，中医药凭借“多靶点、整体调节”的独特优势，已成为逆转病程的重要力量。会上，本刊特邀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高月求教授进行了专访。高教授结合团队多年临床与基础研究积累，系统阐述了从《金匮要略》经典名方到现代中成药研发的传承脉络，并分享了团队关于FGL2分子及Kupffer细胞亚群调控机制的最新发现。同时，针对当前抗纤维化治疗中存在的“靶点瓶颈”“疗程分层”及“无创诊断”等临床难题，高教授亦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破局思路，为中西医协同阻断肝硬化及肝癌发生提供了宝贵洞见。

《国际肝病》

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进展的关键阶段，西医治疗多聚焦单一靶点，您长期深耕中医药防治慢性肝病，中医药在抗肝纤维化中，相比西医有哪些独特优势，它的核心作用机制是什么？

高月求教授：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向肝硬化演变的关键病理环节。目前，西医抗纤维化治疗虽有新药在研，但多数以单一靶点干预为主。相比之下，中医药抗纤维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优势。早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便记载了两张治疗肝纤维化的经典名方——鳖甲煎丸与大黄䗪虫丸。前者原为治疗“疟母”，即疟疾所致的脾肿大而设；后者则侧重于“缓中补虚”。这两张方剂沿用近两千年，确立了中医药“扶正祛邪、养阴活血、通络散结”的治疗大法。

基于这一理论，临床上已衍生出多种中成药，如复方鳖甲软肝片、扶正化瘀胶囊、安络化纤丸等。大规模临床研究证实，这些药物在抗纤维化方面表现出显著的疗效，肝纤维化逆转率普遍可达到50%至60%。该疗效不仅得到了国内西医同行的广泛认可，更使其作为“双抗治疗”-即抗病毒联合抗纤维化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用于阻断肝硬化及肝癌的发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杨永平教授团队开展的研究显示，长期服用复方鳖甲软肝片可在7年内显著降低肝癌发生率，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高水平期刊，获得了全球学界的公认。

中医药抗纤维化的核心优势在于“多靶点、多途径”。鉴于肝纤维化发病机制极其复杂，单一靶点的干预往往难以奏效，而中医药通过整体调节，恰好弥补了这一短板，在逆转肝纤维化方面展现了不可替代的临床价值。

《国际肝病》

您团队一直致力于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相关研究，围绕病机阐释、方药优化等方向，近期有哪些新的发现或突破性成果，尤其在作用机制研究上有哪些新的阐释？

高月求教授：在临床上，我们始终坚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原则，即在明确现代医学病理生理机制的基础上，厘清中医的病因病机。为此，我们团队牵头开展了一项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共收集了583例慢乙肝患者的肝穿刺标本，系统比对了其中医证候特征与纤维化分期的关系。我们发现，随着纤维化进展至晚期（如F3-F4期），脾肾亏虚等正虚表现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与中医“久病必虚、久病必瘀”的经典理论高度契合。

具体来看，疾病早期多以肝胆湿热为主，治以清热利湿，我们常用茵陈蒿汤作为干预手段；中期则以瘀血阻络为核心，治以活血化瘀，多用血府逐瘀汤、鳖甲煎丸及大黄䗪虫丸等经典方药；到了晚期，病机转为脾肾亏虚，此时则需以补肾健脾为治疗大法。基于此，我们研发了补肾健脾系列的“软肝方”，该成果已完成转化，转化金额达1000万元，目前正在筹备II期临床试验，拟通过治疗前后的肝穿刺病理对照来进一步确证其逆转纤维化的确切疗效。

在基础机制研究方面，我们团队始终围绕肝星状细胞活化的关键环节展开。我们认为炎症是始动因子，而Kupffer细胞（库普弗细胞）的表型极化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对肝脏免疫微环境的深入探索，我们发现Ly6C高表达与低表达的巨噬细胞亚群对星状细胞的活化具有截然不同的调控作用，其中Ly6C高表达亚群主要起促进作用，而Ly6C低表达亚群则发挥抑制效应。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鉴定出一个新的肝纤维化关键分子——FGL2（纤维蛋白原样蛋白2），该分子不仅在免疫细胞中有表达，在肝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中也广泛存在，并直接参与调控星状细胞的活化。目前，我们正在评估FGL2作为肝纤维化新型生物标志物的临床价值。综合来看，我们的工作揭示了肝脏内各类细胞间的交互对话机制，并证实了我们的补肾健脾方药能够通过抑制FGL2的表达，有效阻断肝星状细胞的活化，从细胞与分子层面科学阐释了中医药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

《国际肝病》

基于当前中医药抗肝纤维化的研究现状，结合作用机制、临床应用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您认为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聚焦哪些方向？

高月求教授：肝纤维化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慢性疾病，其核心在于肝脏免疫微环境及组织微环境的失衡，最终驱动肝星状细胞的活化。尽管目前我们已发现了TGF-β、FGL2等诸多具有促活化作用的细胞因子，并围绕它们开展了大量工作。但遗憾的是，现有治疗手段的纤维化逆转率仍徘徊在50%左右。这一瓶颈提示我们，未来必须跳出单一靶点的局限，通过类器官模型及更深层次的免疫微环境研究，精准捕捉肝星状细胞活化过程中的关键“卡点”，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新药筛选与作用机制探讨，方能实现肝纤维化研究的实质性突破。

在临床研究层面，目前我们仍依赖肝穿刺这一“金标准”，但其有创性限制了大规模临床研究的开展。虽然国内如北京友谊医院贾继东、尤红教授团队已建立了“北京标准”等优秀模型，但能够完全替代病理诊断的无创模型尚待完善。若能建立高灵敏度、高特异性的无创诊断体系，必将极大提升临床研究的实施效率与转化价值。

此外，关于治疗疗程的规范化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回顾过去，我们在牵头复方鳖甲软肝片、扶正化瘀胶囊及安络化纤丸等新药注册临床研究中，多采用半年的疗程设定并获得CFDA批准。然而，基于临床实际观察，肝纤维化的逆转可能需要更长周期：早期患者半年或许足够，而中晚期患者一年的疗程可能依然不足。因此，未来的临床研究必须进行分层设计，依据F1至F4不同的病理分期，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时长。同时，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还需充分考虑抗病毒治疗的“抢先效应”，通过设立初治与经治人群的分层对照，精准评估抗纤维化药物的叠加获益。

综上所述，通过基础与临床的紧密结合，明确关键靶点、建立无创诊断、优化分层疗程设计，将是突破肝纤维化防治瓶颈的核心路径。我相信，通过中西医力量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攻关，必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肝病防治的整体水平，真正实现由肝纤维化阻断肝硬化、乃至预防肝癌的终极目标。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声明：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