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疑难少见肝病因病例稀少、临床表现不典型，其临床病理诊断长期面临巨大挑战。6月6日，由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肝脏病学专业委员会、国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办的“2026年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肝脏病学专业委员会病理专题会暨第十届病理大师班”在兰州圆满举行。会议汇聚海内外华人肝病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围绕遗传代谢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疑难复杂肝脏疾病的诊疗前沿展开深度学术研讨。《国际肝病》特邀大会主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赵新颜教授，围绕本届会议的议题设置、疑难肝病的误诊漏诊类型以及人工智能与分子病理的未来发展等话题展开深度对话。

《国际肝病》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席，请问本届病理专题会暨病理大师班在讲者邀请、议题设置方面有哪些亮点？您希望通过本次会议为国内肝脏病理领域的同仁们带来哪些收获？

赵新颜教授：本次会议紧紧围绕肝病中的“一多一少”来设计议题。“一多”是指传染病（如乙型肝炎）和脂肪肝等常见病；“一少”则是本次聚焦的重点——自身免疫性肝病和遗传代谢性肝病。这两类疾病涉及面广，临床与病理的结合非常紧密，是本次会议的主要特色。

议题涵盖了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重叠综合征，以及阿拉杰里综合征（Alagille syndrome）、糖原累积症等罕见病和代谢病。我们希望帮助全国各地的学者开阔思维、厘清概念，从而提升诊断能力。诊断正确是治疗的基础，诊断若出现偏差，后续治疗便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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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少见肝病由于病例稀少、临床表现不典型，临床病理诊断往往面临巨大挑战。在您的临床经验中，哪些类型的疑难少见肝病最容易误诊或漏诊？病理学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关键角色？

赵新颜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有三类疾病最容易出现诊断错误。

第一类是胆管病。 胆管病的诊断相对困难，特别是血清抗体阴性的患者，例如抗线粒体抗体（AMA）阴性的PBC，以及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PFIC）等罕见或少见胆管病，容易发生误诊和漏诊。

第二类是血管病。 血管病可分为动脉性和门脉性。例如门静脉分支的闭塞或消失，只有通过肝穿刺活检才能诊断。血管炎等疾病也极易被误诊，基本难以通过常规手段确诊。

第三类是系统性疾病肝脏受累。当前医学分科越来越细，视野容易局限于单一领域，但许多全身性疾病会以肝脏损伤为临床表现。

这三类疾病需要特别引起重视。肝脏病理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鉴别诊断作用，能够帮助确定损伤模式、性质和程度，将原本20种可能的鉴别诊断缩小至3-5种，从而使后续诊疗更加有的放矢。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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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分子病理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您认为未来5-10年疑难少见肝病的病理诊断会迎来哪些突破性变化？病理医师应如何应对这些技术变革？

赵新颜教授：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未来人工智能必然会推动数字病理的发展，这是大趋势。目前人工智能在影像学领域发展得更为成熟，相较病理切片，影像图像特征更单一，因此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病理医生，但可以作为辅助工具，帮助医生在疲劳时不遗漏重要病变，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们中心正在搭建友谊医院疑难肝病的大模型，临床数据和病理数据分别建模，未来计划进行整合。由于我们的病例资源相对丰富，涵盖了肿瘤、非肿瘤、移植、非移植、传染、非传染等各类疾病，基本覆盖了疑难肝病的全谱系。通过完善数据、做好标注、优化人工智能模型，逐步迭代提升。我们不能盲目崇拜人工智能，因为病理诊断的复杂性决定了它需要不断迭代改进。人工智能永远不会替代病理医生，它的核心价值在于辅助提高效率、减少疏漏，这是主要的发展方向。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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