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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O中国标尺丨陈林教授:把握联合时机,破解耐药困局——多维策略驱动中晚期肝癌精准治疗

国际肝病 发表时间:2026/6/12 18:57:21 浏览量:128

编者按: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刚刚落下帷幕,肝细胞癌(HCC)领域再度成为消化道肿瘤领域的焦点之一。今年公布的多项Ⅲ期随机对照试验取得重要进展——TACE联合靶免/双免疫治疗在中期HCC中证实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FS),一线免疫联合方案耐药人群的治疗探索也首次获得高级别循证数据,推动中晚期HCC的全程管理理念持续深化。


围绕上述前沿议题,本刊特邀香港中文大学陈林(Stephen Chan)教授于大会现场进行特约点评。陈林教授从联合治疗时机的审慎把控、寡进展人群识别与免疫续贯价值的再思考,谈到未来借助生物标志物与多维数据实现患者精准分层,系统阐述了中晚期肝癌从"经验性广覆盖"走向"个体化干预"的必要路径,为临床同道在ASCO 2026新数据浪潮中甄别获益人群、优化治疗决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


优化TACE联合系统性治疗的时机与策略:从疗效获益到安全性管理


01

陈教授,您在大会发言中特别强调免疫治疗在中晚期HCC患者治疗中的合适的时机。在您看来,对于适合TACE的中晚期HCC患者,什么时候是引入系统免疫治疗的最佳时机?


陈林教授:在理论上,将系统性治疗与TACE联合应用的时间越早,越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然而,现有多项随机对照试验(RCT)数据显示,尽管联合策略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FS),但往往伴随治疗耐受性的下降——具体表现为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SAE)发生率升高,以及因毒性导致的治疗中断率增加。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优先筛选出最可能从该联合方案中获益的患者亚群,以实现风险–获益的最优化。


同时,联合方案的选择亦至关重要,包括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贝伐珠单抗单药或联合CTLA-4/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不同策略,其疗效与安全性特征各异。未来,针对正在开展的研究(如EMERALD-3[1])以及已公布的数据(如LEAP-012[2])开展更为细化的亚组分析和疗效–安全性评估,将有助于明确最佳治疗时机、适宜人群及首选药物组合,从而为临床决策提供更有力的循证依据。


联合治疗时代,是否将终结单用TACE?


02

今年ASCO公布了两项中期不可切除HCC的重要III期研究——EMERALD-3研究(#LBA4000)[1]和卡瑞利珠单抗+阿帕替尼联合TACE(#4001)的研究[3],均显示在TACE基础上叠加双免疫或靶免治疗可改善PFS。这两项阳性结果是否意味着中期HCC'单用TACE'的时代将逐步被'TACE+系统治疗'所取代?


陈林教授:在ASCO 2026公布的数据中,上述两项研究[1,3]均显示,TACE联合系统性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告别“单用 TACE”的时代,目前仍为时过早,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也是最为关键的,现有数据尚缺乏成熟的总生存期(OS)结果。尽管联合方案在延缓疾病进展方面表现积极,但其能否转化为OS获益仍不明确,因此我们必须等待更长期、更成熟的生存曲线,才能判断其在整体生存层面的真实价值。


其次,正如前文所述,联合治疗伴随着更高的毒性负担与治疗中断率。3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及严重不良事件(SAE)的增加,提示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耐受此类强度更高的治疗方案。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优先筛选肝功能良好、体能状态佳、能够承受并潜在获益于联合治疗的患者群体。


第三,目前各项研究纳入的人群跨度较广,覆盖BCLC A期至C期,这虽提高了外部适用性,但也掩盖了潜在的亚组差异。我们尚不清楚哪一亚组能够从联合治疗中取得最大获益。因此,针对现有数据进行更精细的亚组分析,将是下一步的重要任务。


综合来看,在获得成熟OS数据、明确安全性管理策略及识别优势获益人群之前,单用TACE与TACE联合系统性治疗均有其存在价值。未来的关键在于如何基于患者特征和治疗目标,实现两种策略的合理选择与精准应用。


在获得性耐药背景下,重新定义免疫联合治疗的角色


03

此外,今年ASCO还公布了 IMbrave251(#4002)[4]: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进展后,续贯阿替利珠单抗+仑伐替尼vs换用索拉非尼/仑伐替尼单药的III期结果,这对后线治疗决策很有启发。您认为IMbrave251的数据对于我们判断'免疫治疗是否要在二线延续'有何参考价值?


陈林教授:在ASCO 2026上公布的IMbrave251研究[4],首次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后出现获得性耐药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比较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 TKI”与“单用TKI”的疗效。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未观察到总生存期(OS)的显著改善。基于此结果,对于未经选择的此类耐药人群,临床上不应常规在TKI基础上继续加用阿替利珠单抗。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所有耐药患者中都应停用阿替利珠单抗。现有证据显示,约20%–30%的患者在耐药发生时表现为寡进展(oligoprogression)——即仅少数病灶出现进展或进展病灶数量有限。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对此类患者采取积极的局部治疗,同时维持原有免疫联合方案,有可能带来更好的预后。因此,未来亟需通过精准的影像学与分子分型,识别出这一寡进展亚群,并评估在耐药背景下继续免疫治疗或调整免疫联合策略的可行性。


更重要的是,获得性耐药本身具有高度异质性,涉及多种潜在的生物学机制。我们需要针对不同耐药机制开发相应的干预策略,并对患者进行有效的分层管理,从而实现真正的个体化治疗。总体而言,IMbrave251不仅是首个揭示该疾病耐药异质性的随机对照试验,也为今后在HCC免疫治疗领域迈向更精准、更个体化的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


突破瓶颈:HCC系统性治疗的生物标志物探索与精准治疗


04

从围手术期到中期TACE联合,再到后线治疗,免疫治疗已贯穿HCC全程。您认为目前在把握治疗的“最佳时机”和“适用人群”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未来我们需要哪些工具来实现更精准的决策?


陈林教授:当前,HCC系统性治疗面临的最大挑战,依然是我们缺乏可靠且具有临床实用价值的生物学标志物或临床特征,以准确识别哪些患者能够从治疗中获益,哪些患者则可能无效甚至面临不必要的毒性风险。


随着肿瘤组织活检率的提高、分子病理技术的完善,以及人工智能(AI)在多组学数据与临床特征整合分析中的应用,我们有望在未来构建更为精准的预测模型。这类工具将能够综合基因组、转录组、免疫微环境及临床因素,实现对患者的有效分层,从而推动HCC治疗从“一刀切”向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治疗转变。在我看来,这一方向的突破,将成为决定未来HCC系统性治疗成败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Ghassan K Abou-Alfa,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results from EMERALD-3: A phase 3, randomized study of tremelimumab plus durvalumab with or without lenvatinib combined with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in participants (pts) with unresectable embolization-eligi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eHCC). ASCO 2026 Abstract #LBA4000.

[2]. Masatoshi Kudo, et 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sation combined with lenvatinib plus pembrolizumab versus dual placebo for unresectable, non-metastati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EAP-012):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hase 3 study. Lancet. 2025 Jan 18;405(10474):203-215.

[3]. Weidong Jia, et al. Camrelizumab (C) plus rivoceranib (R) with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 vs TACE alone in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uHCC): a randomized, phase 3 trial. ASCO 2026 Abstract #4001.

[4]. Arndt Vogel, et al. IMbrave251: Final analysis of atezolizumab (atezo) + lenvatinib (lenva) or sorafenib (sora) vs lenva or sora alone in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A/mHCC) previously treated with atezo and bevacizumab (bev). ASCO 2026 Abstract #4002.


陈林 教授

医学博士(MD)

香港中文大学临床肿瘤学系临床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士

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

香港内科医学院院士

英国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荣授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肝胆胰及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与转化研究

已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担任国际肝癌协会(ILCA)执行委员会候任主席

受邀担任《肝脏病学杂志》《肝癌》《医学肿瘤治疗进展》等多家期刊的副主编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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