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提出的代谢与酒精性肝病（MetALD）概念为肝病领域带来了新的视角，但在我国尚未获得足够关注。在第十八届全国肝脏疾病临床学术大会暨2025世界华人医师协会肝脏病学专业委员会学术论坛上，《国际肝病》专访了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高沿航教授，邀请她深入介绍了MetALD的现状，探讨了该疾病治疗面临的挑战，同时阐述了代谢-免疫-酒精损伤网络动态变化及个体化干预方案的可能方向，为MetALD的研究与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思路

《国际肝病》：2023年首次提出MetALD的概念。目前MetALD在我国尚未获得足够关注，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目前MetALD的基本情况？

高沿航教授：代谢相关酒精性肝病（MetALD）这一概念于2023年正式提出。在此之前，临床关注的重点主要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现已更名为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以及酒精性肝病（ALD）和其他病因明确或不明确的脂肪性肝病。

在现有的肝病分型框架下，2023年美国肝脏研究学会（AASLD）、欧洲肝脏研究学会（EASL）和拉丁美洲肝脏研究学会（ALEH）牵头提出了MetALD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值得国内临床与基础研究人员重点关注。其命名同时涵盖了“代谢”和“酒精”两大因素，高度契合现实生活中人群的实际情况。

具体而言，MetALD的定义是在满足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诊断标准（即至少存在一个心血管代谢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融入了饮酒量的评估。这有效填补了既往分类的空白，将那些不符合传统酒精性肝病诊断标准、但存在少量至中等量饮酒习惯，同时又合并代谢综合征的人群纳入临床视野，使这类患者有了更明确的分类归属。

然而，由于MetALD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针对该亚型的动物模型尚不成熟，其发病机制仍有待深入探索。因此，无论是临床实践还是基础研究，该领域都存在广阔的探索空间。当前存在的一些争议性问题，有望通过未来建立临床队列研究以及推进基础研究来逐步阐明和解答。

《国际肝病》：当前MetALD治疗面临代谢调控与酒精干预的双重挑战，您如何看待GLP-1受体激动剂、PPAR泛激动剂等新药的临床价值？哪些靶点最具潜力？

高沿航教授：任何疾病治疗的推进都依赖于基础研究的进步。MetALD这一分型自2023年提出后，其治疗推进仍面临漫长道路，原因在于，在MetALD的疾病进程中，控制代谢因素和饮酒是关键。数据显示，饮酒量是决定MetALD预后及患者未来肝脏失代偿和肝脏相关死亡的主要因素。因此，治疗需围绕代谢控制和阻断酒精毒性展开。

从核心发病机制出发，无论是MASLD还是ALD，肠道微生态都起着核心作用。肠道通过肠-肝轴影响肝脏免疫，引发肝损伤，进而影响疾病进展。因此，治疗过程中需关注帮助患者控制饮酒、饮食行为、睡眠节律等代谢风险因素。

关于您提到的GLP-1受体激动剂和PPAR泛激动剂，这两种药物在MASLD治疗研究中备受关注。GLP-1受体激动剂已上市并得到临床应用，而PPAR泛激动剂（如Lanifibranor）仍在临床试验阶段。

在MASLD新药研发如火如荼的背景下，这些药物未来是否可用于MetALD治疗值得探讨，尤其是在调整糖脂代谢的同时，是否有助于戒酒？

GLP-1受体激动剂具有减重、拮抗胰岛素抵抗、降低肝脏脂肪沉积等作用，还能减少患者饮酒需求。它通过影响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帮助患者戒酒，因此在MetALD治疗中具有潜力。

PPAR泛激动剂在控制脂质代谢、降低脂肪沉积、减轻肝脏氧化应激等方面表现出色，但可能增加患者体重，且在酒精相关炎症方面的基础数据尚需积累，其在MetALD治疗中的应用仍需关注。

此外，FXR受体激动剂和FGF21衍生物也是值得关注的潜在药物。FXR受体激动剂关注胆汁酸和肠菌代谢与肝脏免疫肝损伤的交互作用，而FGF21衍生物针对肝脏代谢和炎症通路。

综上，GLP-1受体激动剂、PPAR泛激动剂、FXR受体激动剂和FGF21衍生物都是未来MetALD新药研发的重要方向。

《国际肝病》：针对MetALD患者，单纯戒酒或减重效果常不理想。您在研究中是否观察到代谢-免疫-酒精损伤网络的动态变化？未来是否可能建立基于“宿主代谢状态+肠道菌群功能”的个体化干预方案？

高沿航教授：代谢、免疫和酒精损伤构成了一个动态互作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酒精与代谢因素究竟谁是主导，目前看来需依据患者的具体状态和疾病分型来区分。

以代谢因素主导型：这类患者通常BMI较高（例如＞28 kg/m2），仅轻度饮酒。治疗应聚焦于减重和降低肝脏氧化应激。控制饮酒对临床管理的负担相对较小，通过有效沟通与教育，通常无需药物辅助即可帮助患者控制饮酒。

以酒精性肝炎（AH）主导型：这类患者BMI较低（例如＜25 kg/m2），但存在中度饮酒。治疗需同时关注肝脏炎症、存在的超重/代谢因素以及酒精诱导的ROS等氧化应激过程，并重点帮助患者戒酒。药物选择上，除了GLP-1受体激动剂、PPAR泛激动剂等代谢调节药物外，还需联合戒酒药物，如纳曲酮。

以纤维化进展主导型：部分患者肝纤维化显著。需注意并非所有代谢调节药物都能有效控制纤维化（例如GLP-1受体激动剂对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和改善纤维化的效果可能有限）。对于此类患者，治疗方案需包含针对纤维化的药物，如ASK1抑制剂或具有抗纤维化作用的PPAR泛激动剂。

此外，肠道菌群干预策略，如基于基因编辑技术的特异性菌株筛选、选择性细菌移植或粪菌移植（FMT），可帮助调节肠道微生态这一核心环节，从而通过调控从PAMP（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到MAMP（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的信号通路模式来进一步控制肝损伤。

因此，在制定联合治疗方案时，必须结合患者的具体疾病分型进行个体化选择。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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