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的普及让丙肝（HCV）治愈率突破95%，极大改善了患者的生存预后。但HCV治愈并非终点，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的患者仍面临肝细胞癌（HCC）的残留风险，这一问题逐渐成为肝病领域的关注焦点。然而，哪些因素真正驱动了这种“残留风险”，目前尚不十分明确。一项发表于GUT的研究依托多中心队列数据，深入剖析二者与HCC发生的关联，为临床精准识别高危人群、制定个体化监测与干预策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也为降低丙肝治愈后远期肝癌风险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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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HCV感染是肝硬化、HCC及肝功能失代偿的主要诱因，全球约0.6%的人口受其影响。DAAs的问世彻底改变了HCV治疗格局，短疗程即可实现95%以上的持续病毒学应答（SVR），显著降低肝相关及肝外发病率和死亡率。然而，病毒治愈后，部分残留因素仍可能损害肝脏健康，其中HCC的发生是导致患者超额死亡的关键原因。

既往研究证实，脂肪变性、T2D、酒精滥用等是HCV治愈后HCC的危险因素。近年来，MASLD——一种需同时存在肝脏脂肪变性和至少一项心脏代谢危险因素的疾病，被证实与HCV治愈后更高的HCC风险相关。尽管DAAs诱导的HCV治愈可降低MASLD患病率，但仍有相当比例患者残留该疾病，需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控制相关风险，以减少HCC发生。

目前，关于MASLD患者中脂肪变性程度和心脏代谢负担这两个核心特征对HCV治愈后HCC风险的具体影响尚不明确。为此，本研究通过多中心队列分析，系统评估脂肪变性分级和各类CMRFs与HCC发生的关联，为精准防控HCV治愈后MASLD患者的HCC风险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

本研究纳入700例HCV治愈后每半年接受一次HCC监测的患者。通过振动控制瞬时弹性成像评估脂肪变性分级，依据受控衰减参数（CAP）临界值，将脂肪变性分为S1级（248~267 dB/m）、S2级（268~279 dB/m）和S3级（≥280 dB/m）。在病毒治愈时评估患者的心脏代谢危险因素（CMRFs），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脂肪变性分级和心脏代谢负担患者的HCC累积发生率。通过基于赤池信息准则（AIC）筛选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脂肪变性分级、心脏代谢负担及单个心脏代谢危险因素对HCC风险的影响，结果以调整后风险比（aHR）及95%置信区间（CI）表示，并采用Fine-Gray亚分布风险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

研究结果

患者基线特征

纳入患者中位年龄56岁，男性占61.0%，中位随访时间5.0年（IQR：2.5-8.5年）。脂肪变性分级中，S1级269例（38.4%）、S2级147例（21.0%）、S3级284例（40.6%）；心脏代谢负担方面，1-5项CMRFs阳性患者分别为70例（10.0%）、175例（25.0%）、250例（35.7%）、158例（22.6%）、47例（6.7%）。单个CMRFs中，肥胖、血糖异常、血压升高、高甘油三酯血症、低HDL-C的发生率分别为97.4%、61.1%、39.1%、28.3%、55.2%。治疗前肝纤维化分期F0-F1占39.1%、F2占26.9%、F3占11.9%、F4占22.1%。

HCC发生风险与脂肪变性分级的关联

随访期间共91例（13.0%）患者发生HCC，发生率为2.37/100人年（95%CI：1.93-2.90）。脂肪变性分级与HCC累积发生率显著相关（P=0.035）（图1），成对比较显示S3级患者HCC风险显著高于S1级（P=0.037），而S1与S2级、S2与S3级间无显著差异（P分别为0.86、0.76）。多因素Cox模型调整年龄、性别、LSM和AFP后，S3级仍为HCC独立风险因素（aHR=2.15，95%CI：1.25-3.69，P=0.005），S2级与S1级相比无显著差异（aHR=1.86，95%CI：0.95-3.63，P=0.07）。

图1. 不同肝脏脂肪变性分级的MASLD患者HCC的累积发生率（95%CI）

心脏代谢负担与单个CMRFs的作用

整体心脏代谢负担与HCC风险无显著关联（P=0.62）（图2），不同CMRFs数量（1-5项）患者的HCC累积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将心脏代谢负担分解为单个CMRFs分析显示，血糖异常（前期糖尿病或T2D）是唯一与HCC风险显著相关的因素，单因素分析中cHR=2.39（95%CI：1.44-3.96，P＜0.001），多因素调整后aHR=2.33（95%CI：1.38-3.94，P=0.002）；而肥胖、血压升高、血脂异常及相应药物治疗与HCC风险无显著关联。

图2. 不同心脏代谢负担的MASLD患者HCC的累积发生率（95%CI）

敏感性分析与额外验证

Fine-Gray亚分布风险模型考虑死亡作为竞争风险后，S3级脂肪变性（sHR=1.95，95%CI：1.12-3.40，P=0.018）和血糖异常（sHR=2.32，95%CI：1.38-3.90，P=0.002）仍与HCC风险显著相关，验证了结果的稳定性。将治疗前肝纤维化分期纳入分析显示，F3（aHR=3.73，95%CI：1.72-8.08，P=0.001）和F4（aHR=8.16，95%CI：4.30-15.50，P＜0.001）是HCC独立风险因素，但不影响S3级脂肪变性和血糖异常的关联强度。

结 论

HCV治愈后，MASLD患者的晚期脂肪变性（S3级）和血糖异常（前期糖尿病/T2D）是HCC的独立风险因素，而整体心脏代谢负担无显著影响。临床实践中，应对此类高风险患者实施强化HCC监测策略，并积极开展血糖控制和脂肪变性干预（包括生活方式调整、药物或手术治疗），以降低HCV治愈后的残留肝癌风险，改善长期肝脏健康结局。未来需开展更大样本、多族群的前瞻性研究，验证代谢干预对HCC风险的降低效果。

参考文献：Chang YP, Chen YC, Cheng PN, et al. Steatosis grade and cardiometabolic burden as determinant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after hepatitis C cure in patients with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Gut.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 2026. doi:10.1136/gutjnl-2025-337275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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