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如何有效降低肝癌相关负担仍是中国公共卫生和慢性病防控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肝癌人群筛查策略优化是值得持续探索的重要抓手和方向。2024年4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年版）》，推荐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侯金林教授/樊蓉教授课题组前期开发的aMAP、aMAP-2 和aMAP-2 Plus系列肝癌风险评分用于肝癌高危人群的筛查与监测。在近期举行的2024大湾区肝病国际高峰论坛暨消除病毒性肝炎大会上，樊蓉教授带来了题为“针对中国肝癌患者的精准筛查”的精彩报告。本刊特别邀请樊蓉教授围绕我们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国际肝病》

中国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相对较高。您认为目前针对中国肝癌患者的筛查在技术和精准度等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和挑战？

 

樊蓉教授

 

中国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确实相对较高，这无疑给医疗领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肝癌患者的筛查方面，技术和精准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不容忽视。

 

首先，肝癌的早诊率相对较低，不到30%，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早诊率的提升对于降低肝癌患者的死亡率至关重要。然而，目前我们在肝癌筛查方面的技术和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导致许多早期肝癌患者无法被及时发现。

 

其次，中国慢性肝病患者基数庞大，包括乙肝、丙肝、脂肪肝、肝硬化等各类患者。这些患者都是肝癌的高危人群，需要进行定期的肝癌筛查。然而，由于资源有限，我们无法对所有患者进行全面的筛查，这就需要我们在提高筛查效率和精准度方面下功夫。

 

针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团队在前期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构建了一系列有关肝癌风险评分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别肝癌高风险人群，从而显著提高筛查效率。通过推广和应用这些工具，我们有望推动肝癌的早筛早诊工作，降低患者的死亡率。

 

《国际肝病》

中国人群在遗传背景、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在制定针对中国肝癌患者的精准筛查策略时，应如何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樊蓉教授

 

这些因素在制定针对中国肝癌患者的精准筛查策略时确实需要重点考虑。

 

首先，我们国家的肝癌发病原因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最大的不同在于，我国80%以上的肝癌是由乙肝导致的。这一特点使得我们在制定筛查策略时，需要特别关注乙肝患者的筛查和监测。乙肝患者经历肝炎、肝硬化到肝癌的“肝病三部曲”现象非常显著，因此，及时发现并治疗乙肝患者，以及对其进行定期的肝癌筛查，对于提高肝癌早诊率和降低死亡率至关重要。

 

其次，我国乙肝的知晓率和治愈率仍然较低，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大力度去发现更多的乙肝患者，并将其纳入肝癌筛查的范围。通过提高乙肝的知晓率，加强乙肝患者的抗病毒治疗和肝癌筛查，我们可以更有效地降低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此外，考虑到中国人群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如高脂肪、高盐、低纤维的饮食以及缺乏运动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肝癌的风险。因此，在制定筛查策略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这些高危人群，通过健康教育和生活方式干预，降低肝癌的发病风险。

 

《国际肝病》

侯金林教授主导创建的3个肝癌预测模型aMAP、aMAP-2与aMAP-2 PIus在对我国肝癌发病风险的分层及有效预测方面有哪些优势？

 

樊蓉教授

 

2020年，由侯金林教授牵头开展国际合作，构建了覆盖全球慢性肝病患者的肝炎合作网络，纳入5大洲29个国家968家中心的17374例受试者，创建了全球首个跨病种、跨种族的肝癌风险预测模型：aMAP评分。这个评分系统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精准地预测肝癌风险，进而让50%的低风险患者避免进行频繁的肝癌筛查，从而有效地节约了医疗资源。

 

紧接着，我们在aMAP评分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优化，联合具有时序特征的多时间点甲胎蛋白和循环游离 DNA（cfDNA）指标，对原有aMAP评分进行优化迭代，更新出2种更为精准的预测模型aMAP-2 和aMAP-2 Plus。这2个模型在肝癌风险预测上更加精细和全面，为我们的肝癌筛查工作提供了更有力的工具。

 

此外，我们率先提出包括aMAP、aMAP-2和aMAP-2 Plus这3个步骤的序贯肝癌筛查策略。这3个步骤就像是一座金字塔，每一个都是前一个的延伸，也是对风险预测的深入挖掘。而aMAP评分正是这座金字塔的基石，它的指标简单易得，包括年龄、性别、血小板、白蛋白和总胆红素，可帮助临床医生快速地对慢性肝病人群进行初步筛选。而aMAP-2评分在aMAP的基础上加入了AFP指标的纵向数据，使得预测更为精准，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出高风险人群。最后，aMAP-2 Plus则进一步融合了多时间点的cfDNA的数据，使得预测更为全面，可以覆盖更广泛的肝癌危险因素。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种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序贯筛查的方式，可以让90%的肝癌低风险人群避免频繁的筛查，将医疗资源集中投入到剩余10%的肝癌极高风险人群身上，确保他们得到及时、有效的关注和治疗，既提高了筛查效率，又降低了整体医疗成本。我们希望，通过精准的预测和有效的筛查，能够提升我国肝癌的早诊率，降低死亡率，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

 

《国际肝病》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有哪些新的筛查方法或技术正在被研究或应用于肝癌的精准筛查中？

 

樊蓉教授

 

随着医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和创新，肝癌的精准筛查领域正涌现出众多新的筛查方法和技术。这些新技术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生物学领域，还延伸到了新兴的组学领域，如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和影像组学等。

 

在蛋白组学方面，科学家们正努力发现与肝癌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异性蛋白质，这些蛋白质有望成为肝癌早期筛查的标志物。同时，代谢组学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通过分析肝癌患者体内代谢物的变化，可以揭示疾病的发生机制，为肝癌的早期诊断提供新的思路。

 

此外，影像组学的发展也为肝癌的精准筛查提供了新的工具。通过高分辨率的医学影像技术，如MRI、CT等，结合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可以实现对肝癌病灶的精准定位和诊断。

 

除了这些传统领域的研究，还有一些新兴的技术正在被探索和应用。例如利用WGS多维度变异检测技术结合传统检测手段，对肝硬化背景下肝内结节进行筛查，从而建立起肝结节筛查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临床辅助诊断，从而辅助进行肝结节的良恶性判定，为临床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指标。

 

然而，这些新技术和新方法也面临着可及性和成本等挑战。许多新技术虽然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但由于设备成本高昂、操作复杂等原因，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因此，如何降低新技术的成本、提高其可及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前期提出的3个系列评分模型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这些评分模型可以作为新技术推广的基石，通过它们筛选出肝癌极高风险人群，然后在这部分人群中推广新技术和新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肝癌的早期诊断率，还可以降低医疗资源的浪费，实现前期工作与后期新技术的无缝衔接。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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