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性肝病是由于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肝脏疾病。初期通常表现为单纯性脂肪肝，进而可发展成酒精性肝炎（ASH）、肝纤维化和肝硬化。严重酗酒时可诱发广泛肝细胞坏死，甚至肝功能衰竭^[1,2]。2021年亚太肝病研究学会（APASL）年会中多位专家分享了酒精性肝病的新进展。本期，来自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邹正升教授团队的黄昂博士对拉玛提波迪医院Dr.Taya Kitiyakara教授在本次APASL会上报告的“Epidemiology of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Societal Burden of Alcoholism and Alcoholic Liver Disease”进行了解读。内容如下。

饮酒的流行病学

2018年WHO发布了《酒精与健康全球状况报告》，对酒精相关疾病的全球负担做了详细阐述。数据显示，酒精每年导致300万人死亡，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5.3%。与之相比，截止到2021年01月09日，新冠病毒在1年的时间导致全球约192万人死亡。酒精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超新冠。此外，新冠病毒主要导致已存在健康问题的老年人死亡，而饮酒更容易导致年轻群体的高死亡率，因酒精导致的死亡人群中，52.4%的死者年龄小于60岁。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15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年饮用6.2 L纯酒精，相当于每天喝13.5 g纯酒精。当然，世界卫生组织各区域和成员国的总酒精消费量有很大差异。2010年人均酒精消费总量地图显示，以俄罗斯、东欧地区酒精消费量最大（以升纯酒精每年为单位）。从按国家分类的2016年因饮酒导致的死亡人数（每10万人因饮酒导致的年龄标准化死亡人数）地图上可以看到，俄罗斯、蒙古、部分东南亚国家等是重灾区（图1）。

图1.按国家分类的2016年因饮酒导致的死亡人数分布地图

（引自大会报告幻灯）

亚太地区按国家分类的酒精归因死亡率的排名（％）中，第1~3名分别为蒙古、柬埔寨和韩国，中国排名第11。在根据2016年以年龄和性别划分的酒精归因死亡百分比的曲线图中，按年龄划分，酒精导致的人群死亡比例在30~34岁年龄组中最高，为13.7%。按性别划分，在男性中，25~29岁年龄段的人群酒精归因死亡比例最高，为18.4%；在女性中，40~44岁年龄段的人群酒精归因死亡比例最高，为6.6%。

饮酒导致死亡的原因

根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全球因酒精引起的死亡原因中，第1~3位死亡原因分别为伤害死亡（包括道路伤害、坠亡、自杀等）、消化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主要是肝硬化，以及胰腺相关疾病）及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此外还有恶性肿瘤、感染性疾病、神经精神疾病等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是指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包括因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YLL）和疾病所致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YLD）。2012年按伤残调整寿命年计算，全球疾病和伤害负担的5.1％归因于酒精。根据2012年按疾病分类的所有酒精归因的伤残调整寿命年的百分比结构图显示，第1~3位的病因分别为神经精神疾病、意外伤害、心血管病和糖尿病（图2）。

图2.2012年按疾病分类的所有酒精归因的伤残调整寿命年的百分比结构图

（引自大会报告幻灯）

在亚太地区肝病相关死亡占总死亡的比例分析中，最严重的是蒙古和东南亚地区，其次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根据WHO数据，2012年全球范围内，因酒精因素造成的肝硬化死亡人数约占总肝硬化死亡人数的50%。根据2015年WHO第三轮全球健康评估显示，2015年亚太地区肝病相关死亡人数占当年总死亡人数的4.6%，高于美国（2.7%）和欧洲（2.1%）。其中，酒精性肝病相关的死亡率在中国、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老挝、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居于高位。

饮酒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相关研究显示，饮酒对生活质量成本、预期犯罪成本、强制税损失成本和转移成本（例如伤残抚恤金，福利金，事故赔偿和社会保障金）等均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此外，2007年对12个选定国家的估算总成本（以美元购买力平价表示）、饮酒成本占GDP的百分比、人均成本和总直接成本占GDP的百分比分析发现，饮酒对社会经济有重大负面影响，在日本、美国以及韩国，按GDP计算的饮酒成本均超过2%。

全社会面临问题及解决办法

酒精使用障碍（AUD）和酒精相关疾病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发现晚，缺乏适当的筛查；AUD患者的精神病合并症；知识与行为的分离；酒精危害悖论；作为社会问题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及强大的酒类行业产业影响力。AUD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2016年全球男性患者占8.6％，女性为1.7％，且该病在很多情况下存在治疗缺失。

要解决前述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从社会层面：向社会大众传播饮酒有害健康的理念；支持有效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最合算措施；与非医疗伙伴合作（社区工作者和业余咨询员等）。其次从组织层面：整合服务与跨学科教育。最后从个人层面：采用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AUDIT）筛选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短暂干预（比如教育疗法）；用行为疗法或药物疗法治疗AUD。

此外，WHO（2017）提出了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最合算措施（best buys）”以及其他推荐干预措施，包括提高对酒精饮料征收的消费税；制定并执行针对酒类广告的禁令或跨多种媒体的全面限制令；立法限制零售酒类的实际可获得性并执行这些限制措施，比如缩短销售时间。其中，“最合算措施”的定义是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挽回1个残疾调整生命年的平均费效比少于等于100国际美元的有效干预措施（图3）。

图3.WHO（2017）提出了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的“最合算措施（best buys）”以及其他推荐干预措施

（引自大会报告幻灯）

长期戒酒对酒精性肝病患者的生存至关重要

相关研究显示，酒精性肝炎患者戒酒4.6年可将死亡率降低近50％。酒精性肝硬化患者戒酒可以显著改善其代偿期酒精性肝硬化的长期预后。此外，治疗AUD可显著改善肝硬化患者的预后，减少新的失代偿出现、降低180天死亡率和长期死亡率。

综上，饮酒是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分别约占5%），也是全球经济的重大负担，约耗费GDP的1%~2%。此外，患者对AUD认识不足，常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因此，临床上应重视对该病的治疗，积极治疗AUD可以改善肝脏疾病的预后。具体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整合AUD服务，采用AUDIT筛选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短暂干预（比如教育疗法）及用行为疗法或药物疗法治疗AUD等。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等. 酒精性肝病基层诊疗指南(2019年)[J].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1, 37(1): 36-40.

2.National Workshop on Fatty Liver and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Chinese Society of Hepatology, et al. Guideline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or alcoholic liver disease:A 2018 update[J]. J Clin Hepatol, 2018, 34(5): 939-946.

作者简介

黄昂，男，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毕业于解放军医学院，北京市“科技新星”，多次获评“优秀医师”。长期从事肝病的临床及研究工作。对各型肝硬化、酒精性、药物性及自身免疫性肝病、脂肪肝、病毒性肝炎的诊疗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承担或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6项，承担北京市科委课题1项、军队课题1项。共发表SCI论文20篇，其中第一作者10篇，以第1作者在国内统计源期刊发表文章10余篇。参译专著两部。现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脂肪肝和酒精肝学组副秘书长、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肝病学分委会委员。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